人物简介：

杨信礼，男，汉族，1958年生，山东安丘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计划”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哲学史》课题组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同名教材编写组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秘书长、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八届理事会执行副会长。1982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2年8月至1985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学院任副连职教员；1988年7月，在山东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4年晋升为副教授，任山东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1999年于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室副主任、战略学教研室副主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以及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

人物采访：

问：尊敬的杨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请问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山东大学、选择哲学专业？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求学记忆或者是老师吗？在当时的条件下，您是如何进行哲学学习与研究的？

我1975年高中毕业后任民办教师，先后教过小学与初中。1978年通过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学习。上高中时没有学过哲学，在准备高考时，才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有限。我本家一位在济南某高校工作的前辈，给我邮寄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复习材料，正是借助于这些材料，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挑灯夜战，苦读苦钻，考取了心中向往的山东大学。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专业选择，只是按照招生目录的顺序，填写了山东大学的哲学、中文、历史三个方向，山东大学哲学系录取了我，我便从此与哲学结了缘。

我们78级是在10月入学的。当时的山东大学，从师资、教材、校园各项建设，百事待举，百事待兴。以当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为标志的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山东大学也成为实践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的一大重镇，校园里充盈着思想活跃、昂扬向上的氛围，老师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学生珍惜光阴勤奋学习。哲学系本科课程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欧洲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马列哲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自然科学基础（数学）、现代外国哲学、黑格尔的《小逻辑》、西方伦理学史，以及第一、第二外语和古代汉语、写作等，思想政治教育则贯穿于大学四年的全过程。这个课程体系的设置以及担任教学任务的各位任课老师悉心教诲，为我们日后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其他实际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讲哲学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樊瑞平老师运思精微、思想深邃，讲中国哲学史的周立升老师博学儒雅、通达开明，讲欧洲哲学史的谭鑫田老师精细条理、润物无声，讲伦理学的臧乐源老师豁达率真、激情澎湃，讲逻辑学的于惠棠老师严谨缜密、娓娓道来，讲数学的周志仁老师平易近人、深入浅出、丝丝入扣，还有其他课程的任课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我们哲学系78级的同学，有“文革”前的老三届，有“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也有几位应届毕业生，虽然年龄差距较大，阅历各有不同，但大家都十分珍惜寸光，发奋读书学习。课堂上专心听讲，课间课后热烈讨论，晚自习灯下苦读，寒风中在学校广播站大喇叭下跟读英语900句。同学们既学习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也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我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还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读了中国美学大家的代表作以及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这样的泛观博览，开阔了视野眼界，也养成了一种人文情怀。在大学四年，我比较爱好和侧重于中国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毕业论文为《张载辩证法思想初探》，周立升老师和刘大钧老师是指导教师，给了我精心的指导、宽容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认为“文章对张载的辩证法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特别对他的辩证法的范畴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张载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作了扼要的说明。……能够运用所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具体问题”。我后来尽管没有专门治中国哲学，但一直保持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这段经历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作为国内较早系统研究毛泽东人生哲学、毛泽东政治哲学、中国当代哲学和发展哲学的学者之一，您有不少这方面的著作问世，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您是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我在部队院校工作3年后，于1985年考取母校山东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樊瑞平老师，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当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其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和研究、教育，对于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和基本门径。当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但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领域、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参加了樊瑞平老师主持的中国当代哲学、建设与改革的哲学、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等课题的研究，并计划做毛泽东人生哲学、毛泽东政治哲学、毛泽东文化哲学、毛泽东历史哲学等系列研究，但我自己只是完成了毛泽东人生哲学的研究，对于毛泽东人生哲学的演进轨迹，毛泽东关于人生本质、目的、价值、理想、境界、态度以及毛泽东对于交友与处世、道义与功利、顺景与逆境、生与死等人生诸问题的思考，做了系统叙说；与几位同学师友写了《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其他的研究设想由于工作的变动没有实施，至今一直觉得是一件憾事。

1996年，我离开曾经学习、工作15年的山东大学，到中共中央党校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杨春贵教授。杨春贵老师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多有建树。他要求自己的博士生既要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功底，又要关注现实问题，在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上作文章，写出对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用的东西来。在中共中央党校读博和工作期间，我除了继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外，又涉猎了发展哲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和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从哲学高度研究发展问题，为当代人类思考和解决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价值坐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我在系统梳理、提炼和吸纳发展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从哲学的层面、宏观的视野对发展作了总体性、反思性和规范性的研究，以探求发展的本质意蕴和内在逻辑，将实践作为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发展哲学的逻辑起点，逐次展开对环境支持是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交往关系是发展的形式、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发展的目标追求和评价尺度、发展的辩证图景与发展模式、全球化趋势与社会发展、新发展观的确立与发展实践的转型等问题的阐发，建构了一个发展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框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新发展观与新发展实践的新认识、新思考、新观点。

问：您如何认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论断？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可能？

2021年7月，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2021年年会暨“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作大会发言

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真理、探索新路、救国救民的艰辛历程中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但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些总的指导原理，而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应当将其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也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人民的实践、生活、思想、观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内涵、思想资源、风格特点以及功能作用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其指导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久远价值的一些概念范畴、内在精神、文化基因，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文化土壤。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我觉得要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统领、中心，着力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成果；兼治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走马中西融通、综合、创新之路。有了这样一个知识与理论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多视角、多方面地看待、省察、思考、研究问题，也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好地适应多种问题研究和多种工作的开展。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者，在大学时代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功底，初步形成了比较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并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这一结构。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体悟，写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二重性格及其成因浅探》、《儒家人生哲学论纲》、《道家环境哲学及其当代价值》等文章，也曾有幸参加了周立升老师主编的《中华魂·哲理卷》的写作工作，并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课题组成员参加了该书的写作以及此后的几次修订工作。但引以为憾的是，后来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着力不多、研究不够，影响了自己思维方式的优化和学术视野的拓展。

问：您曾在山东大学任教，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请问您在党校的哲学研究与教学以及研究生培养有什么特点？您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学生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为主业主课，致力于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政治能力和执政本领。以教学为中心任务，以科研为基础支撑，并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这就要求教学科研人员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具有较强的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能力。若科研搞不好，就做不好教员；若教学搞不好，就做不了教员。而在教研工作中，要做到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传承与创新、高度与深度以及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既要研究好讲解好基本理论，又要研究好讲解好现实问题。这些年来，我在进修部、培训部各班次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战略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实践论》《矛盾论》与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领导方法理论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等课程，深知做一个合格的党校教员的责任和不易。

2010年7月，博士生论文答辩会后合影

我在从事领导干部班次教学的同时，也担负着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任务。我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研究生）要有理想信仰、家国情怀，有理论功底、研究能力，把为学与修身、理论与实际、做人与做事、致知与力行统一起来，打好理论基础，开阔学术视野，关注现实问题，努力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能够适应并胜任各种工作。这些年来，我的博士生主要有发展哲学和中国当代哲学两个方向，但我不给他们规定学位论文题目，而是引导、鼓励他们在读书、思考、调研的基础上确定研究范围、路向，与他们充分交流讨论，理清思路、形成观点、构想框架，充分调动他们的知识储备、激发他们的热情兴趣。我指导的20多位博士生，学位论文涉及人与制度、自由与制度、平等与制度、人的解放与发展、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公共利益、发展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等，已毕业的博士生或在高校、党校或在党政机关工作，成为教研骨干和新生力量。

2018年11月，在哲学系78级入学40周年纪念会上与部分同学合影

行行重行行，岁月忽已晚。我的人生阅历，与教育有不解之缘。从参加工作起，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军队院校教员、普通高校教师和党校教员。在学员部门工作，也与教学密切相关。从大学时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一直以学习、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职志。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上有些心得，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与时代的要求，与自己的想望，与师友的期待，都相距甚远。行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之路，总有前路悠悠、日暮途远之感。我和我的大学时代、研究生时代的大部分同学一样，都已过花甲耳顺之年了。遵循母校“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校训，在未来的旅途中，我还要不断地学习，尽力地工作，以贡献自己的微力，趋向人生的圆满。

衷心感谢母校和老师们的培育之恩！祝2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越办越好！祝我的老师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