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山大哲学系学习，是我人生的一大荣幸和一个重要转折点。山大哲学系的纯正精神特质和深厚学术积淀，大大开阔了我的心灵视野，培养了我不断追问哲学问题的努力精神，真正开启了我的哲学人生。
一、大学之前的哲学兴趣
我出生在山东费县方城公社朱岭庄村。先说一下我的名字。在我接到山东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到村大队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发现姓名处写着的是刘敬儒，但上面用钢笔划掉了，在旁边写着刘敬鲁。当时，我没有问过我爸，什么时间改的这个名字，为什么要这么改。估计应该是在我上小学之前的那些年改的，可能他觉得“儒”这一字不太合乎形势发展要求。
1963年，我八岁，先在村里念小学到四年级，然后到三里路之外的石灰埠完小念五年级。1971年2月到1973年2月，我在离家八九里路远的费县第五中学上高中，当时是“文革”时期，学制两年。正是这期间政治课的哲学学习，不仅使我增加了新的知识，而且使我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
那时候，我觉得物理学有点机械，化学需要具体操作，都不太好学，而政治课、数学、语文有意思，所以学得相对较好。
数学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之一。数学老师赵庆贞把课讲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经常引用古诗词，例如，当一种数学解题方法行不通时会说，此路不通，是不是就无路可走了呢？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具有吸引力的讲授使我对数学入迷，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一次数学课，是半个小时的小测验时间，我迟到了约15分钟，三道题答了一道半，但都答对了。当时全班50人，只有两个人全答对，赵老师把我算作半个全对，并幽默地说，这次测验成绩全班有两个半“布尔什维克”，刘敬鲁是那半个。
我在语文课上用的时间不是太多，成绩不算突出，一般考试都是80多分。但是有一次，语文老师王光金看到我的一篇作文词汇比较丰富，在卷面上先打了87分，之后又改成90分，从此引起他的重视。在一次学校安排的示范讲课中，他讲完一篇新课文后提了一个关于主题的问题，点名让坐在第一排的我来回答，我回答的很简单，也就一两句话，他说对，就是这样。自此之后，我慢慢地也产生了对语文的爱好。
使我萌发哲学兴趣的课程是政治课。任课老师范友岚主要是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举很多例子，把哲学观点谈论的非常生动有趣。记得他在讲普遍联系的观点时，除了借助天文学、物理学的知识外，还举了一个笑话式的例子：“你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那请问，住在山下的老大爷，留着长胡子，他的长胡子和上山半路上旁边的一块大石头，有什么联系呢？答曰：有一天，老大爷上山砍柴，走到那个地方时，一不小心摔倒了，他的长胡子实实在在地碰到了那块石头上。”这个例子当然无法表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却使得我们全班同学哈哈大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来说，哲学实在太有意思了。
顺便说一句，由于我高中学习比较用功，表现突出，上述三门课取得优良成绩，使我得到了包括学校教导主任张冠甲在内的多位老师的肯定和赞赏。记得有一学期刚开学，我和另一位同学到数学老师那里去拜访，当时恰巧教导主任、政治课老师、语文老师都在那里聚会。张冠甲主任曾经做过我初中时期的语文老师，经常把我叫作“刘敬山东”，这次还是如此，而且说起我的学习来，他概括了一句“刘敬鲁是个小天才”。他的这一高度赞赏，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到1975年8月，我主要在村试验队劳动，并担任会计。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我在这段时间还是想方设法学习，除了时时做一些数学题和练习作文之外，还经常到我们村小学一位老师家里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报纸是订给村小学的，邮递员先送到他那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忘记了从村里谁家借到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当时很认真地全部通读了它们，感觉很深刻，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境界。
1975年上半年，经过召开全村五个生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表决，推荐我上“大学”，结果是被公社确定为到中专层次的学校——费县师范学校学习，并且是“社来社去”。我虽然很不情愿，但想到上学毕竟比不上好，所以从1975年9月至1977年6月，去学习了近两年，在这期间，我得到了具有初步系统意义的教育。第二学年，学校实行文理分班，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去了文科班，主要是学习中文和政治。中文课包括古代文选，是王复伦老师讲课，他讲课丰富深入，让我收获很大。政治课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外，主要是以比较系统理论化的方式学习《两论》。在这段时间，我阅读了《马恩选集》的哲学名篇，也翻阅过《资本论》第一卷。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思想的心得体会，在班上组织的学习讨论课上发言，同学们感觉很有新意，连连称赞。
师范学习时期，对我后来的人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是讲授政治课的张元宾老师，他的人格魅力和知识学养令我十分敬佩，他的讲课内容娴熟，很有理论深度。尤其是，他看到我学习很用功，就特别关心和提携我，想把我留校当老师，改变我的“社来社去”身份。有一次，全县初中老师在暑假进行政治课集中培训，总共安排四次讲课，他坚持让还是学生的我讲了一次，其它三次课是他和另外两位老师讲的。另外，我正是他那里，得知山东大学是全省的最高学府，是全国重点大学。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本公社义山联中当老师，但不属于公办编制。
回顾这些经历，可以说，是中学时期萌发的哲学兴趣，师范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学习，成为恢复高考后我选择学习哲学的决定性原因。
二、考上山大哲学系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因为当时已经教书，一开始并不打算报考，但由于热烈的社会氛围的催动，以及想到自己还不是公办老师，最后还是决定报考。校长考虑到我有较多课程任务，给我一周时间进行复习准备。考试结果，有人看到县里张榜公布名次，我是全县文科第三名，也听说，全临沂地区，我是文科20多名，这着实令我感到兴奋。回想起来，应是我在师范时期受到的初步教育，才使我考出这样的成绩。
记得是公社教育组长寻京典老师到我家告知考试名次，并帮助完成填写大学志愿表的。当时，我自己不清楚这样的高考结果能上什么学校，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已经形成的兴趣，第一志愿填的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山东师范学院政治系，第三志愿是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政治系。十分幸运，我的第一志愿成为现实。录取通知书也是教育组长专门送到我家的。
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能在十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考上大学，而且是全国重点大学和山东省最高学府，真是一件大喜事，可谓轰动四邻八方。从村里到公社，到整个县和周围的一些县，都知道朱岭庄刘家考上了一名大学生。我们村里人更是热情赞扬，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家贺喜，村干部们更是三天两头到我家聚会祝贺（因为我父亲是村干部）。
快到了学校报到日期，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而且这件事又这么重大，我和父母亲商量，决定提前一天出发。当时在县上工作的我姑父说不用提前，按录取通知书上的报到日期就可，但我没有听他的话。我除了带上行李和一些食品外，还从他那里借了《马恩选集》四卷，从兖州乘火车，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到达济南火车站。结果在出站口转了两圈，没有看到学校有人接站。这时，看到有一个学生也背着行李，上前一问，他是菏泽地区的，考上的是山大中文系，也是提前一天出发。我们俩在站前的大街上寻找去山东大学的汽车站牌，转了好几个来回也没有找到。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问了几个拉三轮车的，都说太远，天黑，不去那里。最后，那位菏泽同学决定到车站候车室的连椅上凑合一晚。我因感觉那里会经常有民警检查，可能被赶来赶去，就自己叫了一辆三轮车，到了大约有两站路远的一个旅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赶到火车站出口前，等了一会儿，山大的接站车就到了。
三、山大哲学培养和青年黑格尔派
到大城市生活和学习，于我是一种全新的经历，做人做事都是如此。
在学习方面，山大哲学系的完整课程体系和老师们的深入浅出、富有启发的讲解，使我初步把握了哲学的各门学科，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原著、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周易等课程，了解到哲学智慧的深邃和包罗万象。
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生品格上的进步。我不仅自觉不自觉地从同学们的优秀素质那里学到了很多，而且从老师们对教学工作的认真态度和高度负责精神那里获得极大教益。透过老师们的精彩讲课可以想见，他们对教学工作都极其认真，兢兢业业，力求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精华和理论成果全都传授给我们，这使得我对他们肃然起敬。记得王复三老师讲了一学期的马哲史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课程，讲的非常充分和深入，也非常辛苦和疲劳。当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教室里问他下学期是否还接着讲马哲史的剩余时段时，他说不讲了，实在太累了。他的这种辛勤劳动和认真负责的园丁精神，使大家深为感动。
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逐步感觉到阅读哲学原著对于培养哲学思维的的重要性，用了较多时间尽可能多地去阅读，包括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欧洲哲学主要内容系列读本，还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原著等。这可能影响了我的考试成绩（各门课优良各半）。当然，回想起来，我的复习考试方法也过于机械，主要是硬背每一门教材的内容。夏季期末的一天，我在离宿舍不远的学校大操场南侧路边大杨树底下复习中国哲学史的考试，这时王国庆同学路过，问我是怎样复习的。他问了一个问题，我就开始背教材上的内容，他说你这样复习太笨太累了，然后用自己的话语简明流利地回答了那个问题，他的灵活学习方法令我赞叹不已。
说到考试，最让我难忘的是哲学原理课考试。记得考试本来应从8点到11点，结果是多数同学按时交卷，而我还有几个同学好像是一直写到12点多。当时是主讲老师许学圣监考，到规定时间时，他没有要求和催促大家交卷。我是因为前面的概念题写得太多，结果后面的大题时间不够了，才一直拖延到最后，尽可能答得完整。我那次考试得了90分，心想也许是许老师觉得我的卷面写得太辛苦，才给了我这个分数。记得在我们组的宿舍里，伊戈扬学兄知道我考了这个分数时，说我会考试，既不多，也不少，整90分，优秀。
对于后来我的哲学思考之路影响最大的，是我逐渐形成了对欧洲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爱好。我阅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法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黑格尔的思想太抽象，我有太多的地方弄不懂，也是硬着头皮看下去，尽管如此，在思考辩证法方面还是有很多收获。巧合的是，黄仕军、徐向红、王志功等同学也对黑格尔哲学有浓厚兴趣，我们经常一起讨论相关问题，有时候也会辩论得非常热烈，这无意中形成了一种非自觉的黑格尔哲学学习团组，应该是周向军同学（一开始他也经常参加），幽默地把我们称之为“青年黑格尔派”。我自认为这是一种很高的赞赏，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除此之外，我也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包括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哈代、奥斯汀和国内风靡一时的刘心武等作家的小说，以及山大中文系萧涤非教授对李白和杜甫的评判文章等。有一次，矫学柏学兄把图书馆新进的雨果的四卷本《悲惨世界》借到手，我排上号，等他看完后我第一个接着看，集中时间，几天就看完了，感觉雨果的小说思想深刻，情节跌宕起伏，语言生动优美，让人爱不释手。
回头来看，山大哲学系所给予我的这种哲学机遇和优秀培养，真正奠定了我后来一直从事哲学工作的基础，成为我踏上哲学之路的实质开端。从1990年到1996年，从硕士到博士，我选择的论文方向都是德国哲学，之后也是在哲学领域的交叉学科——经济哲学和管理哲学领域进行探索。
四、胜利油田实习报告
1981年11月，班上分三个组到外地毕业实习。我在胜利油田实习组，这个组的领队是西敬亭老师，组长是李晓群学兄。到达胜利油田后，接待单位对油田开发建设情况作了介绍，并带领我们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之后，小组全体会议商议撰写胜利油田实习报告事宜。说到谁来主笔这一问题，我建议由伊戈扬学兄来承担，因为我和他是同一个小组，住一个宿舍，知道他思想活跃，而且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和才华，以往我也曾经几次建议他毕业后从事文学创作（在去胜利油田的火车上，我还再次和他说起），但他坚持要我主笔。最后，小组确定由我来主笔，并成立了写作组：我、伊戈扬、黄仕军、王平。实习报告的写作在参考并部分采纳了其他同学的意见建议后，最终由我花费了几天时间完成，期间油田方面安排的聚餐，我因怕影响写作进度没有参加。报告落款我没有注明我是主笔，而是把写作组成员一并列为执笔人。
记得实习报告的内容是关于“胜利油田开发实践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报告的题目也大致如此。内容有地层结构的凹凸状况与是否存在石油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油田开采实践规律的认识从不完整到不断完整的提升过程等。当时自己对报告比较满意，认为写得比较深入、充实和生动。在小组全体会上，我把整个稿子念了一遍，大家认为可以，没有提出大的修改意见。回到学校后，由李晓群学兄代表实习组在全班实习汇报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报告，之后交到了哲学系。
这时已临近毕业，此前我报考了本校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没有成功，正在等待分配。当时，国家提供的工作岗位稍稍多于毕业生数量，学生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做出选择。我当时有一个观念，是思想家比政治家对世界的影响更大，所以决定选择高校，而重点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其他是省内或外省的二类院校。由于没有条件留校，所以在和有着同样想法的王志功多次商量后，两人决定去有3个分配名额的兰州大学工作。
毕业离校之前，因为忙碌，实习报告的事情已经淡出我的脑海。一些同学到老师们家里话别，据到过系副主任、教马哲史课的王复三老师家里的同学说，王老师谈起《胜利油田实习报告》，说写的不错，有才华，问是谁主笔写的，当得知是我时，他说很惋惜以往不了解我。
五、兰州大学：寻求出国研修哲学和报考研究生
1982年春节刚过，我就奔赴兰州了，一直到1990年8月，我在兰州大学工作8年半之久，我后来经常开玩笑地说这是“八年抗战”。这段时间，国家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出国留学迅速升温。我也被这种氛围感染，投入大量时间学习英语，考过托福和当时国家统一出国英语考试EPT。也许是方法不当，英语听力一直提高较慢，没有达到一听就全懂的程度。通过了EPT后，我有两次出国机会，但没有选择接受。第一次，教育部给兰州大学的出国指标是保加利亚，中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在经济学领域，因为当时保加利亚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自己学的是哲学，去研究经济问题实在是太偏了，而且我认为，留学研修哲学还是去美国或英国。尽管师资科很希望我去，我还是决定放弃。第二次是可以去埃及的机会，由于我执著于赴英美进修哲学的想法，也由于当时埃及以及周边经常有冲突事件，形势不太安全，所以也放弃了。回想起来，这两次实际上都是很好的机会，很值得去尝试，因为它们肯定会更早地开阔我的思维视野，增加我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经验理解，开启出我新的成长历程。而如果去了保加利亚研究它的经济体制改革，回国后也可能会使我改变对哲学的偏爱，走上研究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务实道路。
报考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是我在兰州大学工作后期的一个努力方向。大学毕业后的三至五年，我根本不打算报考研究生，因为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大学学历对于教学和科研已经足够了，以后可以靠自己学习成长，李泽厚等著名哲学家大多是大学毕业，都成就巨大。
观念随着人生的进展而改变。由于寻求出国进修哲学未能成功，而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作为甘肃省会的兰州，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差距也逐渐加大。就兰州大学来说，当时它的理科特别是有机化学、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专业处于全国前列，而文科整体相对较弱，哲学也大体如此。这些因素促使我最终决定报考北京著名高校的研究生。1986年，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成绩接近过线，通知我可以上哲学研究生班，但需要自己联系在京工作单位，毕业后才能留京。我因感觉到北京联系工作比较麻烦，便没有接受。
在兰州大学期间，我也开始了独立进行哲学探索的过程。受到国内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我写了一篇《论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关系》论文，一万多字，寄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未被采用。后来，在读了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之后，感觉他的观点基本能够成立，并不像国内研究所批判的那样，认为他的观点是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由此，写了一篇《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肯定和论证了他关于思想观点是否正确在于它是否能够取得实用成功这一根本观点。论文送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经由上海方面的专家评审，认为论文观点新颖，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探讨，在该报1990年第2期发表。
1990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这次获得录取，使我有了继续深造的良好机会。
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事业的拓展
在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留校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我继续致力于哲学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取得了新的成绩。
一是继续进行哲学学术探索。除了继续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以外，也开始探讨社会现实生活的哲学问题。1998-1999年，获中国—欧盟高等教育项目资助，赴英国作访问学者，研究欧盟的决策体制。之后，对经济和管理的哲学问题展开研究，近年来聚焦于当代国家治理的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经济哲学的一般问题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制度的正义完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管理哲学的主要问题研究”、重点项目“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史”等。出版了《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研究》《现代管理重大问题哲学研究》《价值视野下的国家治理》《我国经济制度的正义完善研究》等学术著作，翻译管理哲学创始人奥利弗·谢尔登的《管理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学术月刊等重点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二是作为学术带头人，从2005年开始，带领团队创立全国第一个管理哲学二级学科和专业博士点，长期担任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搭建第一个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推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了领军作用。从2006年开始，教研室招收管理哲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招收和毕业100多人。
三是教书育人，致力于教学改进和人才塑造，培养硕士和博士60余名。在教学方面，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务必坚持认真的教学态度，自觉改进教学方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同时，在教材建设方面取得突破，出版了《经济哲学导论》《经济哲学》（教育部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西方管理哲学》（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它们对于全国相关高校的经济哲学和管理哲学教学起到了基础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2008年出版的《经济哲学》为例，这是一部学术性质的教材，建构了几个原创性的内容，对国内相同方向的教学和研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在2012年8月全国应用哲学学会举办的会议上，我的“论麦金太尔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批判”的发言，受到学会会长和一些听众的高度评价，一位中年教师在提问题时顺便说，我的《经济哲学》对他启发很大，开阔了他的研究思路和视野。
回顾以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哲学探索之路，是山大哲学系对我的优秀培育开启的。能够长期执著于这条路，离不开山大哲学系的丰富思想滋养，离不开我们班集体所铸就的奋斗上进、团结友谊和强大激励，离不开同学们的长期关心、支持和帮助。
2022年6月6日初稿 2023年5月29日定稿
文：刘敬鲁
图：刘敬鲁、《如歌岁月》编辑组
